中国家具设计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创新思想、体系和可操作性的运作模式。这个体系应当包括设计的创造者──大学和研究机构、设计师个人；设计的传播者──设计教学体系、各类应用设计的企业；各类设计服务专业机构，它们包括潮流研究、市场策划、产品设计、服务设计、工程技术、文化传媒、信息采集与加工、知识代理和消费向导等各色人士与组织。为了保持这个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还必须有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研究、认知和宣导，政府制订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和谐社会所具有的有序状态，公民的自觉意识和企业的自律行为。

　　对于尚未完全实现成熟工业化的中国家具业来说，这种匮乏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无可作为。我们在建立中国自主的家具设计方面：

　　首先要从设计教育抓起。在我们的高等院校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动手做的机会。在国外，学习设计之后要到实习车间做出样品，以确保设计的东西能做出来。这对将来的工作很重要，然而国内高等院校一般都不具备这种条件，学校也没有将实习制作作为教学中的“必要条件”。国内的家具设计教学还没有达到“教学——实习——商业化”的水平。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亟需改变。

　　其次，我们急需进行自己的家具文化的建设。家具既然是一个深具文化内涵的产品，它的设计就不能离开文化。一方面是西方的文化，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中国的明式家具是世界家具文明的瑰宝，它的设计思想和造型元素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现代的中国人有着现代的东方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有在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而发展起来的内涵。这些就是现代中国家具风格的文化基础。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在家具设计中从这种文化中发掘出创作的灵感，去吸收它的养份。设计的这种文化性，决定了设计是一种文明的延续。其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大力培育年轻一代的设计师，这样才能使一代一代的设计薪尽火传。在培养中，关键的是训练他们善于想象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世界，通过他们的设计把它创造成为现实。这个想象的世界正是对生活新的追求。设计是一种创造，它带给人们的是美好的未来。

　　3 对中国家具的现代设计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考虑

对中国家具的现代设计理论和实践有几个基本的考虑：

（1）中国现代家具若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风格，在国际家具市场上将没有位置，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必须具备优秀传统和不断创新这两个特点才能生存发展。</p><p>

　　家具实际上表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消费水准和生活习俗，它的演变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和东洋文化的大量导入，现代的中国人已开始认同多元的文化，但是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外文化的交融和冲突更显示出多采、复杂的一面。不管怎样，中国已经把现代化作为走向未来的目标，而多元文化就必然成为我们的选择。多元文化一方面以现代化作为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它的具体构建却只能付之于特定的民族形式，这已是为世界历史与现实所证明了的（欧洲与日本的现代化和美国的现代化是不同的，各有其特定的民族形式）。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的文化背景要求中国的现代家具应以中国的民族形式，体现现代化的功能和艺术需求，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所决定了的。

　　（2）中国的传统家具固然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可以作为现代风格的民族形式载体。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的民族形式载体应该是传统与继承传统的现代中国文化的结合。这就要求：

　　一方面，要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对中国的传统家具进行专业化、立体化和定量化的深层次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揭示出其中所含的设计思想和科学精神，提炼出所谓的“中国式传统因子”，用符号学的方法抽提出传统中的造型和装饰的元素；并找出由于当时科技水平及其它限制条件对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的影响点，在此基础上注入现代因子，拓展设计思想，为中国现代风格家具的开创提供比较明确的、可遵循的理论依据和操作途径。以建筑和服装为例，石库门建筑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上海建筑，改造后的“新天地”，更像是欧洲小城里某个温馨舒适的小广场，与上海人的石库门住宅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才是石库门或者说上海的精髓——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东西。有服装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满清的旗袍竟可以做成如此曲线毕露又含蓄温柔的款式；唐装也能大显风采，特别是在北方童装上更显示其民族的特色。

　　另一方面，现代的中华民族在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上已与传统有天壤之别，在功能上的需求也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优秀的传统家具，而是深悟其道，在家具的品种、造型、功能上演衍、创造。中国的现代风格家具应深具东方的文化神韵，又具备现代生活所需的品种和功能。